【視角專欄】表徵的重負：論攝影與歷史｜約翰·泰格

文 / Rae

今天推薦攝影史學家約翰．泰格（John Tagg）的文集《表徵的重負：論攝影與歷史》（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: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）。

約翰．泰格20世紀70年代開始寫作這一系列文章，書籍最終在1988年結集出版。有簡體中文譯本。

今天的攝影史書寫，大部分是由藝術史學家寫作的，也就是從藝術的眼光，去看待攝影媒介藝術領域稍顯邊緣的位置。
然而，從歷史主義的角度看，攝影在其發明的一百年內，其紀實功能遠高於藝術性。

約翰．泰格的寫作代表了20世紀中後期攝影史書寫的一種新的潮流——採用米歇爾．福柯的權力分析、阿圖塞的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」和政治控制理論，嘗試一種新的影像之於社會影響的解讀可能。

19世紀後半葉，也就是攝影發明的十多年後，證據和照片開始掛鈎，攝影大量應用在觀察和記錄的新體制中。
在工業化社會中，對於國家和地方政權的重構，以及規訓體制系統的發展，包括警察局、監獄、精神病院、醫院、公共衛生部門、學校、現代工廠系統等，攝影作為新的表徵和調控技巧起到了關鍵作用。

在整個19世紀，隨著新的控制和規訓體制機構的發展，新興社會科學——犯罪學、精神病學、比較解剖學、微生物理論、公共衛生等形成，工具化的攝影開始與相應的各種新的職業化趨勢密切關聯。透過專業領域，社會被重新定義為技術干預的對象。

如福柯的研究所揭示的，新知識的生產釋放出新的權力效果，而新的權力運作又生產出轉型中的新知識。權力和意義由此建立起互惠關係，書中引用了福科的兩個概念，權力政體（the regime of power）和意義政體（the regime of sense）來描述。在權力和意義的歷史轉變語境中，照片作為證據和記錄的地位通過生產和協商而確立起來。

誠然，約翰．泰格的關注點在於現代社會的「規訓實踐」與「觀看實踐」，他將攝影納入現代國家與社會控制的視野中加以考察，甚至論述了在理論層面上，攝影加諸社會行動的可行性。

今天，我們不再關心那些處理普遍性、預言性、合法性問題的知識分子，即關注寫作實踐和普遍意識表達的「傳統知識分子」。

人們可以避開普遍知識分子及其世界觀的懷舊，而是關心「特殊知識分子」的新配置，基於他們的專業化知識而非普遍性話語。例如在攝影領域，約翰．泰格提醒我們，要下決心在不確定領域標出某些位置，而不是嘗試設計符合所有偶然性的單一風格策略。這樣的策略不存在中心，是在行動戰術不斷變化的陣地中，實現的各種局部干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