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發生的事，Martin Parr被指控種族歧視，因為在他的書中把一張黑人女性的照片與一張黑猩猩並至在一起。Martin Parr雖然宣稱這不是他編輯的，但是他仍然對於個安排感到抱歉，然後辭去了藝術節總監的職務。我試想過各種辯護的方式，譬如這張照片其實第一時間也可以想像成警衛跟被監禁的生物，或著這是一本處理種族問題的書（但應該不是）。我發現我這樣想的時候，是想要運用一個框架讓作品發生變化。而這件事理論上似乎不是那麼不可行的。因為如果我們都接受了作品本質並非固定的，那作品自然會隨著框架的不同呈現不同的意義。
可是這種辯護感覺最終仍是無效的。因為並不是所有脈絡都可以任意地與這個作品對接，我們相信有一個文化共識之下的詮釋，是優先於其他的說法，不論作者的動機為何，或作品在藝術上有沒有什麼特定的參照。換言之，我們可以忽視各種藝術上的關係，但是絕對不能忽視社會上的聯想。
表面上，這好像是藝術讓位於一種社會性的考慮，但其實不是這樣，而是當創作變成一種持續的運動，它要面對的法官就不是藝術也不作者自己的內心，而是整個社會大眾。事實上這樣的想法從來都不是中性的。當代藝術並不是真的毫無底線檢視一切的價值。而是帶有某種烏托邦主義的檢視那些鞏固權力的觀點，並且捍衛那些訪抗權力的價值。
現在的問題是，權力所化身的藝術形式不那麼清晰了。在過去，當權力化身為學院傳統，化身為抽象表現，化身為形式。反權力的一方就可以透過一種藝術上的激進主張，表現一種社會改革的期望。可是現在當宣稱採納一切形式當代藝術成為掌權的一方，批判權力就只剩下道德的意涵。譬如批評者說Martin Parr是老白男，但是他在攝影藝術上其實卻是當代藝術的陣營。譬如他具有全球性的視野、他拍攝行為勝過於營造畫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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