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0年代，Miron Zownir呆在西柏林與倫敦的龐克主義世界裏，用相機拍攝視線所能及的一切。80年代，他移民美國，在紐約與洛杉磯繼續瘋狂的掃攝。
與那個時代的許多攝影師一樣，他拍攝邊緣人群，如今看起來實在有些過分重複的題材：吸毒者、無家可歸者和性工作者。憐惜之情被暴戾的憤怒所掩蓋，猶如 弗朗西斯·培根（Francis Bacon ）刻畫教皇，他狂亂而暴躁的掀起一層層社會的皮囊。
他簡單說道：「生活似乎永遠被黑暗的一面所吸引，但是處於邊緣的人不會得到任何人太多的關注，這就是我拍攝的理由。」
於是評論家們會說，嗯嗯，就像Diane Arbus。 再早一些，還可以說，就像Weegee 。
顯然，Miron Zownir並不是攝影題材的拓荒者，他似乎並未思考過這個問題，他只關心他身邊的朋友、剛認識的或擦肩而過的人正在經歷什麼，他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悲憫之心與翻攪社會熔爐的無政府主義意識。
激進，是所有人會給Miron Zownir的代名詞。
他站在文化與精神的交界處，體會著強悍的衝擊與驅動力的交匯，他看到一個街頭藝術家被火車碾去了一條腿，後來他因為施工而被砸死在公寓，拆遷隊知道他在裏面，他們認為用這種方式擺脫掉他比在法庭上應付他要來得容易。
還有一些住在垃圾堆裏的女人，一個在野外手淫的男人…他總是看到這樣的反傳統者的存在，藝術在他們身上永不分割，卻在全球化中變為富人的遊樂場，如今它們金光閃閃，就像好幾個世紀前一樣，擺在宏偉的神龕上，擯棄了原始、反叛與真實。
意識早就深入人心，這個世界早就有反種族主義的公益廣告、後現代的黑色犯罪小說、同性抗爭的紀錄片，Miron Zownir的影像則是種種社會縫隙與邊緣的第一現場與根源。人們依舊可以評價他 “激進” 乃至 “過於激進” ，而這正是他存在的原因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