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ideon Mendel成長在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最黑暗的時代，他的父母是從大屠殺逃離出來的猶太難民。除了擁有與國度不一樣的家庭自由之外，作為一個白人，他在成長中無時不刻的感受到特權，那是一種非常明顯的白人特權。
1976年6月16日，索韋托鎮近兩萬名中小學生開啟了一次遊行，這些黑人對當局強行規定黑人學校使用白人的語言阿菲利康語(Afrikaans，又名南非荷蘭語）進行反抗，這並不只是針對語言，而是由於南非荷蘭語是他們原殖民者的語言。
1990年，當他離開約翰尼斯堡時，他將一些自認為不重要底片留給了一位朋友保管，隨後前往倫敦–他抱有國際攝影的夢想，認為倫敦是其中心。此後，Gideon Mendel在倫敦成家立業。
25年後，他才重新回到南非，隨後經朋友見到了那些相片，它們已經被雨水和黴菌損壞了。對於友人的道歉，他更感到羞愧：這麼多年，我竟然把它們給忘了。
使他震驚的是，當年他認為「無所可用」的那批照片，在水的浸透與醃漬下，進化成為新的樣子。它不但是經歷了一系列的化學變化，更是渡越了南非的種族鬥爭歷史。腐敗與衰壞放大了二十五年前的真相，似乎是對當年他轉身離去、遠離故鄉的一種彌補，亦是對世人認知的一次補充與續寫。
這場化學性的「變故」撞擊著他，與它們一起獲得新的感悟。歷史的過往與真相不會消失，只是在殘破之中曆久彌新。
Gideon Mendel將這些影像命名為《損壞》，收錄在攝影集《自由與死亡》中，除此之外，他還與阿根廷藝術家、人權活動家Marcelo Brodsky合作。
Marcelo Brodsky借鑒了Mendel的部分作品，以含有遊行、衝突的影像為主，在漫畫式的改造下，添入了標籤化風格，Marcelo Brodsky長期活躍在人權活動的領域，他把照片視為一種手段，創作了大量的三聯畫，內容以孟德爾1985年和1986年的種種衝突為主，幾種事物反覆的被關聯在一起，它們是石頭、催淚瓦斯、木槍和鞭子（sjambok）。象徵性的物件重複的出現，正如衝突與鎮壓從來沒有停止。
在1985到1989年之間，關於種族隔離國家的霸權和權力的一切殘暴似乎都是不可克服的。儘管Gideon Mendel早已在倫敦開啟了攝影的新生涯，而直到他回到故土，才更加確認，他的攝影的人生，是開始於這場漫長的暴動的。
目睹著同胞的痛苦與無奈，他卻並不選擇在心理層面上渲染影像，在《自由與死亡》的第三部分，他直接引用了自己在擔任新聞攝影師期間，為Magnum、AFP和Network Photographers等機構拍攝的新聞作品，他把作品的年代、出處標記在影像上，使得它們像是一份份塗鴉式的印刷品。新聞照片脫離了時代，Gideon Mendel用明晃晃的版權資訊、條碼和佈局標記為它們強賦新愁，使之重新暴露了歷史的血腥味。
暴力主題的紀實影像成為一幕喜劇，而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悟這喜劇有多悲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