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強
攝影師，現工作、生活於成都。
報道攝影出身的周強將外部審視的目光投向了其自身，
就其困擾自己內心的問題展開影像探索，如關於生存、慾望等。
（本文圖片均出自周強攝影作品系列《生》）
Q：你的學習經歷與許多人不同，小的時候做過一段時間道士，對你而言，這也是個人塑造的一部分嗎？
A：做道士是我九到十歲的事情，我是留守兒童，成績不好，家裡也窮，於是爺爺送我去學道士，算是一種民間信仰，好歹也是一門手藝，書讀不好至少可以傍身。那兩年因為做喪事，經常是與死人打交道，所以對我的影響肯定是有的。可能就是讓我很早就意識到了自己也有這一天。很多年後我就看過一本書叫作《瀕死體驗》裡頭很多人感受了死亡之後，回來把自己的真實體驗寫出來。我當時是把這本書當做小說故事來看，我不相信它的真實性，因為在我看來最真實的經驗都被帶走了。
Q：所以你是如何看待死亡的？
A：我對待死亡的態度其實是很矛盾的，一方面我覺得人的生老病死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，因為我們人都是從哭泣聲中來，也在哭泣聲中離去。可是有的時候，你還是避不開那種恐懼，曾經有一段時間，大概在11年12年的樣子，我特別怕死，那會生活太艱苦了，感覺有很多壓力都扛不住了。再者很搞笑的是，我想我還沒談過戀愛，還是個處男，死了可就太虧了。想到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我都不在場，這也讓我恐懼。不過這幾年也漸漸不再去想這個問題了
Q：你做過一段時間的自由報道攝影師？
A：對，拍了三年突發新聞，後來又拍了幾年專題報道。
Q：你是什麼時候決定放棄報道攝影師這個工作的？
A：這個的話，我挺懷疑新聞專題那種用圖片講故事的方式，一天到晚跟著一個人，去拍他的吃喝拉撒，二三十張照片，配上一大堆文字，既然如此那為什麼不拍視頻呢？這個的局限性太大了。還一點就是我已經拍了太多他人的故事了，是時候去做點自己的東西了。
Q：你的照片看起來更偏向那種傳統的紀實，和你在媒體工作的那段經歷有關嗎？
A：有可能，但我覺得這裡面要做一個區分。報道攝影和紀實攝影還是有區別的，報道攝影是以事件信息作為主導的，而紀實攝影則是以個人觀看作為主導的，後者更具有自主權。我的拍攝是從直覺出發的，可能確實有一些曾經的經驗在裡面。但至於創作，則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。事實上我也有個問題要問你，因為有很多人問過我相同的問題，你是因為知道了我的經歷才提問的，還是真的在照片中看出了一些東西？
Q：應該是相互印證吧。你的作品和你的經歷，我們在談論你的創作，所以我想瞭解你的看法。
A：是這樣的。
Q：你拍攝的方式相當直接，拍什麼是什麼，你有作為作者對觀眾的一個預期嗎？
A：我覺得觀眾不應該得到唯一的答案，一百個人就應該有一百個不同的想法，這樣是最好的。比如有一次展覽了《僧》那幅作品，有一個女孩看著看著眼淚就掉下來了。我就很想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她說她也不知道，只是感動。雖然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反饋，但我很感激那一百個不同的想法，給了我很多沒有想過的可能性。
Q：是什麼讓你想去創作《生》這組作品？
A：2017年的時候，我陪我老婆去了一次成都動物園，穿過門就是昭覺寺，那裡有一個放生池，我站在池子旁邊，那個空間突然就把我拉回十二歲時的一次經歷里，我那時輟學了，無所事事，在長江邊釣魚，結果從上游漂來非常多的死魚，我往上走，到渡口了，一問，是有人在放生。但那些魚不適應這裡的生態，就都死了，漂起來了，其他人就撿回去，吃或者拿去賣。後來我就在想，人的放生，這種行為，這種信仰，是什麼在推動著它。放生是來自於佛教一種普度眾生的行為，但在當代放生成為了一種自我慾望的滿足，是和老佛爺做交易，並不是因為你信他所以去燒香拜佛，而是你有求於他。放生也是這樣，都是一種慾望的投射。「生」其實是一個更大的概念，這個項目是關於我們該如何去善待自己的慾望，我在行走的過程中見了形形色色的人，也看到了許許多多的事情，在這個過程中反觀我自己的內心，其實也是將我自己投射在世界這個大的鏡子里吧。
Q：行走攝影還是要靠遇見吧，你是如何來控制其中的可能性的？
A：其實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，前期我也想了很多，要拍哪些東西啊，畫面是什麼樣的啊，想了很多，但遇到的時候我甚至不想去按快門，因為那個畫面和我產生不了共鳴，有些時候出去了一個星期都拍不了一張照片。我覺得一些東西是應該拋開的。
Q：什麼東西？
A：目的性。
Q：這組作品是作為你自我探索的一部分，但你拍攝了很多人的肖像，為什麼？
A：我其實是對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存感興趣的，我很熱愛生活，無論再艱難我也沒有放棄過，所以出去後，我就很好奇他人是如何生活的，有時只要看看他們的臉，就能看到慾望在他們的世界中的投射，因為這些慾望也同樣存在於我自己的內心，但對比他們的慾望，這也是令我反思的一個部分，我看到了更多。有一次在北京故宮後面，我遇到了一個穿得很邋遢的大叔，我想給他拍張照，但不知道他能不能跟我交流，就隨手遞了一支煙，後來我問他問題，他就笑，有時迷惑，有時露出吃驚的表情，但我覺得那一笑就非常感染我，我追求很多東西，但到頭來，我想他可能比我要快樂得多。拍其他人也是一樣的，我想知道他們是怎麼生活的。
Q：你拍攝了跨度很廣的人群，他們的身份各異，有一種接近普世的視角在裡面。
A：可以這麼說，但我不可能做到絕對，我拍攝他們，更多的是因為他們身上有某些東西觸動了我，在這個過程當中，其實也是構成了「他/她即是我」的概念。像我拍的那個僧人，其實就很觸動我，他告訴我他是從射洪走了一百七十多公里來成都的，他沒來過成都，想來成都看看，經過一菜市場，見到一條小狗，就花了二十塊錢買下來。我問他你住哪啊，他說就住銀行的ATM機的玻璃房子里，我問你吃什麼啊，他說他自己帶了麵粉，帶了行腳的乾糧。因為他從小就出家了，住在山上，來成都就是想看看城市，我想一方面他也是為了了自己的願望，但是另一方面，為了完成這個願望，他就可以通過走路的方式，走一百七十多公里，這種力量實在是很值得讓人去思考的。
Q：你還拍攝了很多的動物，為什麼要把這些和人像放在同一個系列里？
A：這個的話，我們人對動物有好奇心，對吧？它是為了滿足我們的好奇心，然後把這些動物變成了一種展示品，一種產業。有人會說，這是為了保護動物，動物園的福利也越來越好，但還是改變不了他們被囚禁的狀態，被關在一個十來平米的房間里，好多動物都得抑鬱症了，自個在那裡轉圈圈。人類做了一件好事嗎？我不這樣認為。我拍了一張猴子的照片，應該是只山魈，那時光很好，透過玻璃照進來，那猴子就那樣一動不動地對著玻璃坐著，我看了三十分鐘，它也坐了三十分鐘，沒有換一個動作。
Q：這又回到你「放生」的那個概念了，但在這個行為看來，他們並不是平等的，你是在拿人和動物做一個比較嗎？
A：我不會這樣說，但這種不平等恰恰是我需要在作品中說明的，人的生命和動物的生命，在我看來是一個共通的東西，都是生命。如果不是因為拍攝需要，我是不願意去動物園的，這種消費太殘忍。有一次在北京動物園的大象館，有一個女人帶著她女兒來看大象，她女兒看得很認真，扒著欄桿，頭都伸著，她媽媽就說，你看這大象被關起來，可不可憐呢？我印象非常深，人真是太矛盾的一種動物了。
Q：這組照片會繼續拍下去嗎？接下來有什麼打算？
A：會繼續拍下去的，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，這組作品目前已經相對比較完整了。至於接下來要做點什麼，目前還沒有計劃，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