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中時很喜歡看歷史課本中的黑白肖像，甚至演變成同學間的課餘樂趣，討論哪個歷史人物與現代名人撞臉。印象最深的兩張照片，是孫中山和汪精衛的年輕肖像。會對孫中山有印象，純粹是長得太像歌手古巨基；汪精衛則是一眼看到覺得相貌堂堂，但閱讀課文後十分衝擊，誰能料到照片裡的青年才俊，晚年竟如此潦倒、判若兩人。這便是我人生第一次，感受到肖像的力量。
兩年前適逢228七十週年，攝影家潘小俠以黑白肖像拍攝228位受害者及家屬，搭配陳名城與楊碧川的文字報導，在《報導者》推出「見證228」專題，這項計畫可說是對於228受害者，最龐大的一次影像與文字記錄。當中的肖像呈現，大多是家屬拿著受害者遺照合影，其中一張姪女盧富捧著二叔的遺像，一旁文字寫著：「如今剩下一張照片，由我祭拜。每見他的遺像，不勝哀傷。」然而，對於家屬之外的觀者，沒有背景知識的前提下，其實很難單就照片，感受到與盧富類似的悲傷。
我們為何想拍攝或觀看受害者肖像？是否只是獵奇，或者著迷於光線構圖的詩意，甚至流於品頭論足的樂趣？哲學家羅蘭巴特在《明室攝影札記》中，企圖從照片尋回已故母親於記憶中的模樣，他找到了那張相片，但認為沒有必要給讀者看：「它只對我存在，對您，它只不過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相片……不能成為實證意義的客觀性奠基……對您而言，沒有任何創傷。」這個狀態便類似觀看素昧平生的受難者肖像，尤其涉及社會議題，肖像更要仰賴文字敘事，來避免意義不明或發散的狀況。既然如此，紀實攝影為何仍舊鍾愛肖像？
攝影最早開始普遍流行，是用來紀錄家庭成員，因此每個擁有相機的家庭，幾乎都有一本自己的肖像編年史，象徵性的維繫成員間的關聯。這也許能說明，我們對於觀看與拍攝肖像的偏好，除了源於儀式性習慣，也是渴望透過一張肖像，在現實中找到關係存在的證明，某種隱約存有的共感。四散全台的228受害者與家屬，透過成為肖像找到彼此，讓自身及觀者明白，在歷史洪流中，這些人確實曾經存在並擁有共同經歷。
除了群像搭配報導文字這一傳統作法，紀實攝影中的肖像與文字仍有許多操作可能。比如戰地攝影師Michael Christopher Brown的攝影集《Libyan Sugar》，以一場自身參與其中的公路旅程，記錄2011年利比亞內戰，除了戰地現場照片與居民肖像，也穿插著自拍肖像、與家人的書信文字和地圖等；擅長照片蒙太奇的攝影師Peter Kennard，在《Portrait》系列中，把歷史人物的黑白肖像與不同符號拼貼，讓原本必須透過文字的批判話語，巧妙的含括於單張圖像中。
肖像作為一種方法，對於受難者的現身與集結無可取代，像是張乾琦拍攝龍發堂的作品《鍊》、何經泰的《白色檔案》與《工殤顯影》，異曲同工的以面容為背書，發揮群像的見證力量，而其意義上的曖昧含混，既是攝影的魅力也是缺憾。《見證228》當然不只有228位受害者，雖然照片不全然代表真實，但每多一張肖像、一個生命故事，這些面容與口述將一點一滴的，匯集成一部可見並可述的歷史。
報導者- 《見證228》專題 https://www.twreporter.org/a/testimonies-of-228 228相關影像活動《悲情車站。228》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http://www.228.org.tw/228museum_exhibition-view.php?ID=128 二二八人權影展：拆彈少年（含影評人艾莫西映後座談） http://www.228.org.tw/228museum_event-view.php?ID=114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