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這個堪稱「酷暑」的季節，魔力是吸著大夥兒往山中尋覓、向水裡梭游，又或者窩在家極盡耍懶之能事、找自己最舒適的度夏方法：吃適宜而能覺得舒爽的食、飲透心涼的酒水，也有人到嚮往的城鎮，過上理想中的日子 ── 循著自己的步調，體驗感到愉悅暢快的生活。夏日，宜快活。 先前【夏日，宜快活】特輯剛帶大家到訪宜蘭，看那群熱愛大海而選擇移居追浪的人們，用各自懷抱的理念與好手藝，藉由浪人美食傳遞愛與自由，讓宜蘭成為他們的宜居之地。而人人眼中的「僻靜之土」花蓮，則是這次故事關注的所在 ── 這裡步調很慢？那只是一個標籤，對曾是劇場人的陶維均來說，從移居到宜居，雖說無關乎季節，但他以自己的方式，在這裡找到並實踐著自己的快活人生。
「我剛剛打完籃球，所以上面黑黑的。」他比了比被包紮起來的指頭。「斷掉了。」陶維均説移居到花蓮後，他多以開車代步，變胖，身體卻沒有意識過來，因此打球時就受了傷。
這是移居花蓮的壞處之一 ── 他想了很久才硬擠出來。
陶維均過去從事戲劇編導、文字採訪，也在藝廊放歌當 DJ、在咖啡店打工，土生土長 30 多年的台北人，2019 年毅然決然地移居花蓮，兩年多來除了開設 Podcast 電台「有點熟游擊廣播電台」，還與豐田的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共同創辦「豐田移創指導所」，邀請創作者駐村，透過創作，讓豐田人的生活發生不同火花，也促生一群「不只是短暫旅遊，或許也還沒到永久居住花蓮」的人，在這塊土地上滑順地邁向理想生活。
陶維均細細分析，居住方式在蕞爾小島正因應網路、元宇宙發生改變，他的移居，不是浪漫衝動，是鋪陳分析，像一本結構整密的劇本。
我離開，台北不會變差
小學三年級有一份回家作業是要採訪家人，陶維均鎖定跟自己親近的爺爺。「他説他要想一下，叫我明天再來。隔天他寫了一張稿紙，然後開始說他怎麼被國民黨抓去當兵，從此再也沒有見過家人，講一講就掩面而泣。」這是陶維均人生的第一次採訪。
「後來爺爺就那張稿紙寫起了自傳，我還幫他打字。他告別式的時候，就變成小冊子，送給大家 ⋯⋯ 很平凡的一件事，但我覺得那個對我蠻有影響的。」
多年後，陶維均想起自己喜歡聽老人家說故事，或許來源自此。他曾嘗試毛遂自薦寄計畫書到全台灣的安養中心，希望能替老人家寫自傳。但杳無音訊，被當詐騙。輾轉反思，在朋友的提點下，陶維均想，如果書寫會壓力太大，那不如用錄音的。當時根本沒聽過 Podcast ，他的想像就只是開一個電台請長輩來輕鬆聊天。既然採訪對象是熟齡，那麼帶著器材進去他們的生活場域的游擊形式便成為必要。「剛好我有一個壞掉的帳篷，它就變成游擊錄音室。」這個針對熟齡聽眾打造的線上電台「有點熟游擊廣播電台」，就此展開。
從大安森林公園吹薩克斯風的退休董事長、永樂市場愛美的阿嬤、花蓮萬榮鄉的太魯閣族獵人 ⋯⋯ 陶維均就著一頂帳篷，到處移動，採集聆聽體驗。
但這樣的移動，還不夠。
差不多期間，陶維均在台北找新的租屋處，看房像面試，選屋也被房東選，幾次落選後，他想：「嘴砲這麼久說要移居，就移居好了！」平常一年就開車去花東四、五次，每次去陶維均都不是走馬看花，而是結交朋友、收集資訊：
「我是先確定了自己在花蓮可以做點什麼，才移居來花蓮的。不是先說，『喔我好喜歡哪裡』就去了。」— 陶維均
和花蓮的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搭上線後，陶維均小心翼翼地展開新生活。開著車前往花蓮的路上，他形容：「車胎在路面留下水印，感覺人生某部分終於打包準備寄出，我正在用車胎在台九線簽收新地址。」
陶維均分析自己的缺點是太過動，「那個過動是因為害怕，害怕可能有什麼事情沒有做，所以時時刻刻都很緊繃 ⋯⋯ 但移居，強迫了我要解決這件事。」移居後如果沒有工作，陶維均泰半的時間都待在家。一整天只和狗說話，成為日常。
剛開始他想：「台北少我不會變差，花蓮多我可能更好。」後來他想：「我離開台北不會變差，我移居花蓮可能更好。」這兩個句型，並行發生。
我移居，花蓮可能更好
「我剛來的時候，牛犁的楊富民*註就跟我說，台九線時速沒有開超過 90 不要說自己是花蓮人。所以我現在開車很快，上禮拜才有朋友坐我的車說『欸你都搬到花蓮了，幹嘛還要這麼急？』我說，因為花蓮他媽的很大！」
花蓮的「緩慢」、「慢活」是一個標籤，「就像人家都說要去台東『找自己』，啊台東人都天生就有自己，不用找嗎？」陶維均對標籤敏感，他說那是一種品牌行銷，精準地操作一種相反的概念。「一個國家一定會需要一個和它的首都相反的地方，那裡很文明，這邊就要很自然；那裡很規訓，這邊就要很野。」在這些標籤下，可以快速地掩蓋外地人不需要理解的社會問題。例如隔代教養會被指稱為「文化傳承」，高齡人口數高會被美化為「耆老故事多」。陶維均並非覺得標籤不好，「那只是一種惰性，人在他沒有這麼在意的事情上偷懶，我覺得那沒有問題。」
但「豐田移創指導所」會極力避免包裝漂亮的操作，而是更注重和地方的關係，「擾動村落，以創意、創業、創生的技能使村子裡發生一些火花吧，而不只是在社群媒體中看下來很酷，觀光客覺得很棒，可是在地人都躲開的活動。」如何讓在地人有感，使活動成為地方的活動？他答得很堅定：
「要重視花蓮人眼中的花蓮，而不只觀光客眼中的花蓮。」— 陶維均
2021 年 10 月豐田文藝季的概論中，陶維均説他要辦活動辦到讓村民很習慣，辦到變成豐田的日常。於是在這場藝文季中，外來者和在地人交織一片，難以辨別。例如，攝影者陳韻伶的駐村。她不似一般駐村者定點入駐，而是輪轉在不同獨居阿嬤的家中下榻。不只是拍攝長者，而是教阿嬤使用手機拍照。
*註：楊富民，社區工作者，任職於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，專職社區營造與輔導、地方發展、青年培力以及地方文化與藝術工作。
「她本來就關心獨居長者議題，我們討論，與其妳拍下一堆阿嬤，到她們到不了的台北展覽，不如教她拍照，藉機阿嬤就會用手機了，然後阿嬤也可以傳照片給她的小孩看。」最後，陳韻伶構思出一種現地游擊展出的方式，把這些照片貼在一個移動式的黑板上，陳韻伶推著它行走在鄉間，到了第二天，開始有地方的小朋友出現自願幫她推白板，大家跟著這個白板邊走邊看展覽。「這都不是一開始就計畫好的，是陳韻伶和地方長輩的共同創作，因地制宜。但這是我們的一個範例，它沒有特別崇高的藝術技巧，但它確實跟在地人、跟阿嬤有關，並且實際上貢獻了一些技術和陪伴。」
另一個經典案例是「卡車 OK」。陶維均與夥伴反思，一般音樂祭都是按照外來客的作息，計算好火車時間，開場、結束。
「但我們有沒有可能辦一場為我們自己而辦的音樂祭？」— 陶維均
他們觀察，下午四、五點地方居民都會出來倒垃圾，然後順勢稻田間看一看。於是一台走在垃圾車前面的卡車，上面載著表演者，唱歌給準備倒垃圾的居民聽，然後一路開到田邊，再拉起聽歌的阿嬤、阿公上車，換他們唱，從聆聽者變成表演者，「想要聽歌的人會一直跟著卡車走，變成一個很奇妙的場景。很多人都很感動。」
陶維均表示，他們辦的所有活動，都是為了讓地方變得適合居住，讓人想要在這裡生活，「想在這裡短暫創作，或可能讓人想在這裡創造生命 ── 那這個地方就會逆轉消亡⋯⋯ 不論是藝術、辦活動、遊程，我覺得它都是手段而已，都是朝著『讓人想在這裡生活』這個目標前進。」
劇場人是一種 mind set
現在陶維均會說自己是「體驗設計師」。「對我來說，文藝季、地方的旅遊行程或是電台，各式各樣的活動，它都是一個劇場。我在操作的核心技術是一樣的，都是在設計體驗。這是我來到花蓮後很開心的一件事，我終於懂了。」陶維均說以前做劇場，有人跟他說人生就像自己的一齣戲，他心裡默默覺得那是在唬爛。
「但現在理解了，劇場人是一個 mind set。」— 陶維均
只是和在都市做劇場相比，在做社區營造或地方創生時，陶維均常常體會到一種真實：「你會感受到生活周遭的每個人的真實存在。那個劇場的劇，是聚會的聚。」陶維均笑說，如果自己在豐田村跟阿嬤說自己是「做劇場的」，阿嬤會以為他是蓋房子的、蓋劇場的人。他分析，為什麼劇場工作者會習慣說自己是「劇場人」？「我認為，是因為這個名詞的延展性很大，它在表達的是一個精神，而不是場域。」
另一個移居後的變化，是他和家庭的和解。除了距離，也和他繼續累積「有點熟電台」的集數有關。「你知道嗎，在台灣幾乎每個人都搬過家 ⋯⋯ 我不知道！」以前採訪藝術家幾乎都是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年輕人，在和 60 至 80 歲的熟齡者對談後，陶維均腦海中的台灣浮世繪更細節、更完整了，「喔，原來上一代的父母這樣，所以我們這一代的小孩那樣！」回到自身，他更清楚地看到自己與家人的關係。
朋友問他：「你那個電台，聽了很睡耶，為什麼不弄得熱鬧一點？」陶維均是刻意安靜平淡的。像是爺爺的安養中心時空懸置的漫長氛圍，像是許多父親退休後，嘲諷自己成為家中大型家具般的可有可無。他所想像的聆聽場景是這樣的醫院，或是寂寥的客廳。「這些受訪者都很平凡，讓同樣平凡的聽眾可以真切地感覺到陪伴。」
最後問陶維均，打籃球都打哪個位置。他想了想，說：「我喜歡當傳球的那個人。」
從小就不喜歡最亮眼得分的那個角色，他喜歡研究各種巧妙的技巧把球傳給別人。就像採訪，像編導，像他的電台和豐田移創指導所在做的事 ── 集合一群人，打一場球，他負責把球傳給別人，得分，一起歡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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